林则徐拒贿拾遗

清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年），林则徐被任命为江南监察御史，巡视江南各地。他到澎湖群岛寓所刚歇下，有个自称“花农”的人献上一盆玫瑰花，还说是要请林大人换个大盆栽花。林则徐心知有异，一脚踢翻花盆，盆里现出一个红包。包里是一只足有半斤重的金老鼠和一纸信笺，笺上写着：“林大人亲收，张保敬献。”林则徐当场将张保行贿的金老鼠没收，上缴国库。

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年），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５月间，英国商务代表义律请林则徐到他的私邸参加宴会，并将一只精致方盒捧送给林则徐：“请大人笑纳我们的小小见面礼。”林则徐接过来打开一看，大红软缎衬垫上放着一套鸦片烟具：白金烟管，秋鱼骨烟嘴，钻石烟斗，旁边是一盏巧雅孔明灯和一把金簪，光彩夺目，起码值１０万英镑。林则徐道：“义律先生，本部堂奉皇上旨意，到广州肃清烟毒。这套烟具属于违禁品，本当没收，但两国交往，友谊为重，请阁下将烟具带回贵国，存入皇家博物馆当展品吧！”义律被讽刺得无地自容，只好将礼品收回。

林则徐１８２０年赴湖北接任时，由襄阳发出《传牌》，云：“伙食一切，亦已自行买备，沿途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所属官员，只在本境码头接见，毋庸远迎。”１８３０年他离京赴粤查禁鸦片，行前，从良乡县向广东省发出《传牌》，云：“此行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并无前站后站之人”，“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需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懔遵毋违。”

从《传牌》令可看出，林则徐升任出差途中，一不准下属远迎：二不准摆酒席；三不准索贿受贿。林则徐这种廉洁正派的作风，确实值得称道。他是一位鸦片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而他那种堂堂正正做人的品格和廉洁正派的作风，更值得后人久久怀念。

海瑞巧治胡公子

海瑞（1514-1587），字汝贤，号刚峰，广东琼山人，回族。明嘉靖举人，历任淳安、兴国知县，户部主事、吏部右侍郎、应天府巡抚、南京右佥都御史等职。明朝嘉靖年间，社会风气腐败。达官贵人经州过县，除了酒肉招待之外，还要送上厚礼。那礼帖上写的是“白米多少石”、“黄米多少石”。但其实，这“白米”、“黄米”都是隐语，指的是白银多少两、黄金多少两。这样的风气蔓延开来，连一些公子衙内路过，地方也要隆重接待。

一天，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带着一队人马来到淳安。驿站官员不知道来者是谁，接待上稍有怠慢，惹得胡公子大怒，当场命令家丁，把驿吏五花大绑，吊在树上，用皮鞭狠狠抽打。

淳安知县海瑞听说后，马上赶到驿站，见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如此无法无天之举，顿时义愤填膺。他大喝一声：“住手！”立即命令给驿吏松绑。胡公子的手下见“半路杀出了程咬金”，呼啦一下把海瑞团团围了起来。胡公子趾高气扬，挥着马鞭，说：“你知道大爷是谁吗?”海瑞理直气壮、义正辞严，指斥道：“不管你是谁，都不准在我管辖的地方胡作非为!”胡公子手下的家丁威吓说：“狗官，你瞎了眼！这是胡总督胡大人的公子!”

海瑞一听，心中早已有谱。他冷冷一笑，说：“哼，以往胡大人来此巡查，命令所有地方一律不得铺张。今天看你们如此行装威盛，如此胡作非为，显然不是什么胡大人的公子，定是假冒的!”说时迟那时快，海瑞挥手喝令将胡公子捉下，驱逐出境，并把他沿途勒索的金银财物统统充公。 事后，海瑞马上给胡宗宪修书一封，一本正经地禀告说：“有人自称胡家公子沿途仗势欺民。海瑞想胡公必无此子，显系假冒。为免其败坏总督清名，我已没收其金银，并将之驱逐出境。”   胡宗宪是一代抗倭名将，他收到信后并不怪罪海瑞。就这样，海瑞巧妙地制服了胡公子的巧取豪夺。

海瑞一生刚正不阿，在老百姓当中流传着这样一段称颂他的歌谣：   “海刚峰，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柔，真是铮铮一汉子!”    “不吐刚茹柔”，意思是不吐出硬的、吃下软的。它高度评价了海瑞不吃软怕硬的硬骨头精神。

周总理廉洁故事选

  “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

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总理说：“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1959年，在大跃进的气氛下，水利部未经报告请示，在密云水库附近兴建一座水利建设成就展览馆。有一天，在西花厅开会，总理突然转过头向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说：“钱正英，贺老总告诉我，你们在密云水库那里修建一个相当高级的楼，有没有这回事？”钱答：“有，是一座水利展览馆。”总理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轻声地说了一句：“没有想到你们也会办这种事。”钱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如果按现在某些干部的想法，总理既未严厉批评，又未责成处理，既无纪委处分的威慑，更无丢官的危险，完全可以蒙混过关。但在周总理伟大人格的感召下，钱回部后，立即在党组会上作了传达。水利部党组随即决定：将这座价值400多万元的建筑，无偿转让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研究所，并向中央写了一个深刻检查的报告。  “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

周总理的饮食清淡，每餐一荤一素，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米，一片菜叶。国务院经常召开国务会议，会议过午还不能结束，食堂便做出工作餐。总理规定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饭后每人交钱交饭菜票，谁也不准例外。总理吃完饭，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吃饭时，偶尔掉在桌上一颗饭粒，马上拾起来吃掉。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总理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三年困难时期，总理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带头不吃猪肉、鸡蛋，不吃稻米饭。一次，炊事员对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工作起来没黑天白日的，又吃不多，不要吃粗粮了！”总理说：“不，一定要吃，吃着它，就不会忘记过去，就不会忘记人民哪！”

“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

总理出生在淮安，童年时代都是在淮安度过的，因此他对淮安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爱淮安，但他更爱伟大的祖国，从不因为淮安是他的家乡而给予额外的照顾。1960年，淮安县委负责同志到北京时，见到了周总理，在汇报了淮安县10万亩棉花喜获丰收的情况后，提出想办一座纱厂。按理，这对总理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周总理一方面鼓励他们，一方面又引导他们说：你们种棉花，就要办纱厂，那上海的纱厂就吃不饱了。最终没有同意。1962年，总理的家乡淮安遭受了特大洪水，苏北大片农田被淹。江苏省政府给总理写信，请求支援。总理看完信后，心里沉甸甸的。调拨人力物力支援灾区是完全应该的，只要总理一句话就可以了。但总理说：我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该怎么办由他们拿主意。总理对家乡怀深厚感情，但在涉及家乡的问题上从不偏私，一概秉公办事。

毛泽东清正廉洁的故事

腐败，既是革命的死敌，更是社会主义的死敌。毛泽东生前，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取得了许多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成功经验。

清正廉洁率先垂范

打铁先须自身硬。只有自身清正廉洁者，才能自觉而坚决地反腐败。大量事实说明，在清正廉洁与反腐败斗争上，毛泽东有超人之勇气，真乃古今之罕见，全党之表率！在旧社会，当官者，一般都是为了个人发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过着骄奢淫逸之腐朽生活。即使有清官，也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毛泽东的一生，大部为官。但他当官，从来不见为了个人发财，而是报国为民、甘作公仆。其清正廉洁，有口皆碑。

早在井冈山时期，身为井冈山最高领导者的毛泽东，就毅然废除中国数千年旧军队官兵不平等的腐败恶习，在红军中带头实行官兵一致。

瑞金时期，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个儿又高饭量又大，但他的粮食定量只及普通战士的3/4。长征道上过草地时，辣椒是个宝。警卫员设法为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多领了20个红辣椒，被毛泽东严令其如数退回。警卫员不以为然，毛泽东严肃指出：“我们是红军，作为领袖怎么能搞特殊？”警卫员没法，只好照办。

新中国诞生后，功高盖世的毛泽东，虽已进入人生暮年，但他依然廉洁如故，艰苦奋斗依旧，不仅吃穿还是那么省俭，而且在工作上，不分什么昼夜。

抗美援朝爆发，毛泽东带头送子参军。不幸老年丧子。女儿上学，不准用公车接送。礼品一律交公。对亲友从不循私。警卫人员在外面多吃多占，毛泽东用私款退赔，并就此对警卫人员开展整风，一整就是半月。正因为毛泽东本人十分注意清正廉洁，为全党树立了表率，所以，在他当政时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党风军风政风，都十分纯正和清廉，受到中国人民的称赞。

疾恶如仇亲抓大案

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凡是大案、要案，他都亲自去抓，而且一抓到底。只要是腐败分子，无论是谁。不问亲疏，他都铁面无私、严惩不贷。

在瑞金时期，毛泽东严惩了于都县一个集团贪污案。将贪污数额最大的县委军事部长等4人，公审之后，执行枪决，余者一律依法严办。

延安时期，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壁，是个劳苦功高、体无完肤、身上有80多处伤疤的老红军。为给其治病，毛泽东在供给上给他以特别关照。但他出院之后，功高自傲，无视法纪，公然贪污大洋3000多元。案发后，毛泽东执法如山，严令枪决。肖犯一死，形势大变，陕甘宁边区政风明显好转。

红军旅长黄克功，为恋爱而杀人。为整肃军纪，申张正义，爱将如命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建国后，刘青山、张子善。都是30年代入党，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青年领导干部。但他们经不起执政之考验，双双成了大贪污犯。毛泽东怒不可遏，不顾劝阻，将他们公审后枪决。震动了全国，教育了全党。

建章立制以法反腐

为了反腐倡廉，毛泽东还十分注重以法反腐。毛泽东一生领导、主持和亲自制定的律法规有数百件，其中有不少著名的法规，就是专为反腐倡廉而制定的。早在井冈山时期，革命根据地尚属初创，毛泽东就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在瑞金时期，毛泽东又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规定：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以下者，分等判刑。除追回赃款外、还要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分。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罚罪。与此同时，建立审计制度，审查稽核各级决算和财政收支，加强监督管理，促进廉政建设。

新中国诞生前，为防止共产党执政后腐败，毛泽东在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防腐方针，特为党的高级干部作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等6条规定。

建国后，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需要，毛泽东提议在党内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政府内设立行政监察机构，还先后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惩戒违法失职公务员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全面系统地规定了贪污贿赂罪名及量刑标准等。从而使反腐败斗争经常化、制度化和法规化。

教育为本思想反腐

腐败有政治腐败、组织腐败、经济腐败、司法腐败、军事腐败、生活腐败、文艺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思想腐败等种种表现形式。思想乃行动之先导，首先有思想腐败，才会有其它腐败。只有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在思想道德上，筑起拒腐防变的精神长城，才不会产生其它腐败。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均特别重视思想领域内的反腐倡廉斗争。为了从思想上反腐，毛泽东在实践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9年，他针对红四军中存在的许多思想，抱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二次党代会。会上，他不仅严肃批评了红四军中存在的一系列错误思想，而且深刻论述了它们的根源及纠正措施。对旧社会腐朽思想在红军中的影响，进行了一次荡涤污泥浊水式的大扫除，从而使中国工农红军完全变成了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因而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再如，毛泽东一生中领导过多次整党整风运动。1942年至1945年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党内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形式主义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素质，使全党团结在了丰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确保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新中国诞生后不到一年，毛泽东就领导了新中国的第一次整风运动。1951年5月1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中心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行为。经过半年的整风，普遍提高了怎样做一个执政党的党员的思想认识，并纯洁了党的干部队伍，一些经不起执政考验的腐败分子和严重违纪的党员干部受到了严肃的处理。仅湖南一省就处分了县以上党员领导干部266人，其中开除党籍的64人，受其他处分的202人。

精兵简政大刀阔斧

1940年前后，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机关内出现了严重的人浮于事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而且妨碍了革命工作。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参议会上、不顾别人劝阻，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向大会郑重提交了精兵简政的重要提案：坚决主张政府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避免老弱病残滥竿充数；对于机关应实施简政主义，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人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提倡节约廉洁作风。李老先生的建议确系真知灼见，并击中了要害。但是，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现在是战争时期，应该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对李老先主的提议，不仅不支持，甚至怀疑其动机。但是，李老先生提案却得到了毛泽东的理解与坚决支持。毛泽东认为李的提案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他的支持下，李的提案终被通过。在精兵方面；规定脱产部队不得超过边区人民总数2%，脱产民政人员不得超过边区人民总数1%。简政方面：重点紧缩上层机构的人员充实基层，合署办公，职责分明。随后，开展了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工作。紧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精简，此次精简取得了巨大成就：边区直属单位由35个减少到22个，工作人员由469人减少到了279人；八路军总部直属部队精简了96%，只留下了4%；整个边区总共减少了经费、粮食预算人数十万多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奇迹般地出现了政简民便、兵精粮足的新局面。为度过困难，夺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300多年前的明末，因腐败至极，激起了农民大起义。经过18年的浴血奋战，李自成终于在1644年率领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了大顺朝。李自成这个陕北小羊倌一跃成了新城皇帝。但是，他因经不起胜利与执政的考验，迅速骄傲起来，结果只做了18天皇帝，就被迫退出北京，不到一年，这位堂堂百万起义大军的统帅，就惨死在湖北一小撮地主民团手中，年仅39岁，昙花一现的大顺朝也随之夭亡，后人无不为之扼腕长叹！李自成的失败，给后人留下了无限深思。

1944年，适逢李自成失败300周年忌日，历史学者郭沫若，满怀激情，以深邃的目光与犀利的文笔，在重庆公开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史学名著——《甲申三百年祭》，向世人揭示了一个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即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集团，在胜利面前，千万千万不能骄傲的革命真理。《甲》文一出，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蒋介石对此大张挞伐。毛泽东对此却欢迎之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立即作了全文转载，同时发表了《防止骄傲自满》的社论，号召人们认真学习《申》文，深刻吸取历史教训。中共中央宣传部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联合下文，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都必须保持清醒和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1948年底到1949年春的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失败在即，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已胜利在望。在这新旧社会更替，中国历史即将发生转变的关键时刻，为了迎接胜利，毛泽东及时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在对新中国的诞生作了全面安排之后，特在会上专门谈了防骄破满问题，并向全党及时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反腐方针。在他的倡议下，会议又围绕不当李自成、拒腐防变这个崭新的课题，作了认真讨论，并作出了一系列防腐反腐的具体规定，从而为建国后的防腐反腐斗争，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